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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 | 中国有信心迈过贸易摩擦这道坎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激励，将极大地革新中国人对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力、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认识。中国将更加立足于自身的改革创新，进一步带领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形成与世界其他地区更加良性的互动关系。
自4月3日美国公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产品清单以来，国际国内的舆论呈现出多种看法。美国政府相关人士在多种场合不断抹黑中国经济，提出了诸如“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责。熟悉美国经济史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词语也完全可以概括美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对于欧洲而言，19世纪很长时期内的美国也是一个“盗窃知识产权”的形象。按照权威的《剑桥美国经济史》的说法，“在美国内战到1929年期间，美国实施了比二战后更具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发展经济学界，有一个概括发展起来的国家如何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说法，即发达国家踢掉了带领自身进步的梯子，不让发展中国家遵循同样的路径发展。如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丑化，只不过是重复了历史上发达国家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惯例而已。美国当年也遭受欧洲的指责，但这并没有阻拦美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
面对日益严峻的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中国国内也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比较悲观的看法。之所以有这种担忧，其逻辑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长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货物贸易增长了233倍，达到5800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比例是很大，误导了一些非专业人士。
在考虑中美力量博弈，特别是中国的承受力时，首先要看中方在贸易中获益的大小，即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贸易利益依赖于美国。正如白皮书指出的，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对美贸易不平衡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方在很多加工制成品出口中获得增加值占比很小。因此，中美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贸易的传统统计上看中美贸易额很大，但是中国能把控的实际利益却很少，反而是西方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得了大量的收益。美国新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中国，而是从中国贸易中获益巨大的跨国公司。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有最近两百年才迎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一直面临马尔萨斯陷阱的挑战。在西方社会首先走出这个陷阱之后，一度也有二元经济现象，即城市发达的工业化经济和农村相对落后的经济模式的对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长，很快就进入了新古典描述的经济增长阶段。
按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的分析，过去两百年西方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为2%。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经济增长成为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西方也进入了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时代，由此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发展中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度。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最初认识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作用，后来越来越认识到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一国经济的增长一般是从依赖于有形资产转向依靠无形资产。而在分析无形资本方面，理论上的认识也是多样化的，比如文化传统、法律规范、组织能力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等起到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贸易本身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并非源于贸易，西方理论界对此已有明确结论。20世纪后半期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快速出口相联系，很多人认为不参加国际贸易就无法获取经济增长。但是，理论研究表明，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复杂，更多时候贸易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此而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贸易能起的作用将逐步缩小，反而是国内的改革创新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主要取决中国人的决心和能力。
从20世纪美国经济成长的经验来看，国际贸易的占比并不是很高，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国内，除了继续利用国内的自然资源之外，主要是创新和改革，特别是开发人力资源。例如，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占到人口的四分之一，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比20世纪40年代增长了7倍。从人均受教育年限看，目前中美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年，而美国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约为14年。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自己培养的中高端人才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白皮书提到，中国有2613所高等学校，10.9万家各类研发机构，超过621万研发人员。充分利用好这些人力资源将有力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之即，中国国内甚至出现过一种令人诧异的声音，认为是中国炫耀自身实力才招致了美国的报复。客观来说，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而言，在国际经济关系上还没有碰到过这么严峻的局面，一开始出现一些消极情绪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调整全球化并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全球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必然结果。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爆发危机，危机本身是对旧的政策和制度的一种调整，未必都是坏事。
美国政府不仅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也打压其众多盟友，要求调整贸易关系。对美国来说，继续承担开放性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能力与意愿都在弱化。美国政府一意孤行的做法正在摧毁美国的霸权基础，特别是美国的软实力。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并未发生显著下降，但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却大不如前，人们对美国能否兑现其国际承诺已经产生很大的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危机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跳出原来的框架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国内之所以能够形成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美国跨国阶层之所以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也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二战后欧洲顶尖人才的流入，没有美苏竞争导致的美国高等教育和研发的快速投入，美国难以积累起高质量的人才体系。
如果没有美国的权势地位，美国跨国公司就难以经营发达的欧洲市场。对美国政府来说，要否定美国先贤创立的成功之道并不容易，“改旗易帜”就更难了。但是，对大多数美国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又难以跟得上跨国阶层的步伐，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美国的社会矛盾仍将继续积累，而寄希望于外部调整来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行不通。因此，尽管中美经贸摩擦将造成一定程度的“脱钩”，但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不会崩溃。
美国这一轮矫正全球化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在于，我们要更多立足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力资源，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按照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中国沿海地区有5亿人口已经跨入高收入行列，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取决于无形资本。立足于这一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可期待。
作者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来源 | 理论plus（ID：theoryplus）
编辑 | 王恩泰